金一南笔下的长征立体巨画(续五十五)
《苦难辉煌》第十五章:历史与个人
下分3小节:一、踌躇分水岭;二、打通国际;三、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
该书下册第595-613页,是本章第一节《一石数鸟》。
其中第597-600页写道:
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日本陆军中的两个山头。
华北驻屯军资格很老。它是日本根据(1901年9月)《辛丑条约》驻扎在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上的部队,司令部设在天津。
关东军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把俄国势力赶出中国东北、派驻“关东州”即旅大地区的部队……后发展为“满铁”守备队,“九一八”事变后,兵力由原来的一万,发展到十万。
(自称“满洲国”之父的板垣征四郞)实实在在是中国的汉奸之父。“九一八”事变后,他网罗了罗振玉、赵欣伯、谢介石等人,然后运动熙洽宣布吉林独立;推动张海鹏在洮南宣布独立;诱逼臧式毅出任奉天伪省长;策动张景惠宣布黑龙江的独立。在这位关东军高级参谋的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下,溥仪成为中国头号大汉奸。
如果说板垣征四郞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先后拼凑段(祺瑞)、吴(佩孚)携手和段(祺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其中第601-607页写道: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贤二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史料记载: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宋哲元只得下令禁止白银南运上海。
其实史料就是史料。我们的很多史料之所以不那么“史”,就是修饰的成分太多,史实的成分过少。宋哲元抵制币制改革的计划本是史实,仅把其动机限定在“日本侵略者的逼迫下”就委曲求全了?即便如此,他求的是谁人之全呢?
中国不知有多少遗憾的“逼迫下”的“只得”,不谈个人动机,回避动机中的一己私利,结果总找不到真正的症结所在。
因为蒋介石全力南顾“围剿”红军,华北危机本早该发生。但由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互相牵制,更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危机再次严重,财政困难,无法支撑发动侵华战争所需的庞大军费,这一危机又被一再推迟。
1935年11月初,在关东军支持下,土肥原贤二已经拟订了一个建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土肥原贤二为总顾问的“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的所谓“华北高度自治方案”。(并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
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露出实行华北自治的打算。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宋哲元对日态度的转变,真正开始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
于是,最终导致华北驻屯军挑起以宋哲元为对象的“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发生了,他仍然犹豫动摇于抗战与妥协之间。直至7月27日,才发表坚决抗日的通电。
国人无不知“七七”事变为(全面)抗战发端。但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上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华北地区的全部日军最多也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兵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方不但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而且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它是荆棘,而不是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