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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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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在知识界“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曾经回忆道:“‘双百’方针的提出,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霖,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界、学术界空前活跃,1956年一年举办的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超过2000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气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

“双百”方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展繁荣文艺和学术的坚定信心。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赢得了32次掌声。这掌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自信与事业的兴旺。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在选举八届中央委员的时候,毛泽东专门讲到,中央委员会的结构要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动乱。我国也涌现出大量新的矛盾。如何科学看待并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大考验。

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并决定准备开展全党整风。

经过长时间观察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重要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已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党的作风得到改进。

 

3天后,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座谈,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毛泽东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对他们的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这时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但经济建设工作仍然贯彻了八大的方针,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埋头苦干,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

各地的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反映了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进行建设。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1958年10月,毛泽东又一次踏上南下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方面,他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需要降降温。随后,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的错误。

 

为了探索经济建设规律,毛泽东多次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从1959年底开始,用两个多月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组织了学习小组。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谈到,讲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就《十年总结》一文。对新中国成立10年间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强调要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县。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直扩大到县级,共7000人参加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总结教训。

从这一年开始,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1964年底到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并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宏伟蓝图和精神动力。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敌视、封锁和孤立,以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施加的巨大压力,严峻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方针政策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积累发展,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延续十年的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党和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灾难,给唐山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丰碑上。

【大事记】

1956年4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1956年4月,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4月,多党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提出。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1957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1959年10月,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盛大阅兵。

1961年1月,提出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1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2年1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发动。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

1973年3月,大规模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

1975年2月,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推动经济建设正常化。

1976年7月,全国人民共同支援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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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第八集: 伟大转折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也是让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的年份。

这一年的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举国欢庆,大快人心。

 

《祝酒歌》词作者韩伟是天津歌舞剧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他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看到食堂里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下肚后,脱口吟出的几句词。同事听到,忙说这两句好,应该编成歌词。韩伟当晚就写出了初稿。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一样滴酒不沾,但久积于心的激情喷薄而出,谱出的曲子同样如此醉人。这首歌写的是人心。它是当时人们一扫心中阴霾的表露,也是对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期待的表达。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七十三岁的邓小平再度出来工作。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足球比赛的看台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工作,以科技教育为突破口推动拨乱反正。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一批学者强烈要求中央下决心恢复高考。

 

珍藏在中科院档案馆的这些会议记录,真实记录了与会者急切的心情和拨乱反正的决心。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挥笔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了。一锤定音,中断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40多万人报名考试,27万多名考生被录取,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78年3月,27万多名大学新生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此,校园里,树林下,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高考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热爱学习、崇尚科学的热情。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5500多位代表汇聚一堂。他们之中有的是阔别多年的老友,有的是校友、师生,在中断联系、阔别十多年之后重逢在这里,万分激动,百感交集。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和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作家马识途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极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对于知识分子的公正评价,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大会。他在书面发言中,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这样的祝词:“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春天到来,乍暖还寒。历史的巨轮往往会在惯性的驱使下,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两个凡是”,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当时还没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郑重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工作。”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这篇文章5000多字,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一场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邓小平再次旗帜鲜明,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开始采取行动,全力支持和引导这次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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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为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能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9月,从朝鲜结束访问后邓小平视察了东北地区。这东北之行,他是到处“点火”。一路上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号召各级干部都要开动脑筋,破除僵化。

与此同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同源头活水,飞流直下。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20世纪70年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给各国发展创造了机遇。1978年,微软公司已经度过了它的2周岁生日;德国告别了铅字印刷,开始用电脑排版;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已经开通;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超过了70%;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使用欧洲货币单位的宣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露。“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是3000多美元。

 

然而,这一年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1.8%,贸易出口额只有世界的0.75%。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派出多个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和考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五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这个代表团后来被称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先遣队”。

 

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震撼和冲击。像西欧国家这样30多米宽,设计时速在80、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当时的中国连1公里都没有。

 

这时,邓小平也频繁地出国访问。两个多月中,他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六个亚洲国家,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的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

邓小平的回答饱含深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令他意识到,中国要迎头赶上世界的脚步,就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78年11月10日,200多名高级干部聚集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问题。与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月12日,在东北组分组讨论中,陈云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怎么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条件是要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造成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个讲话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讲话全文刊登到简报上。各个组纷纷响应,大家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愿望,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倾泻而下。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作出回答,指明方向。邓小平高瞻远瞩,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到政治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卷起思想解放的风雷,驱散了那个时代困扰中国人的精神迷雾,指明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五天后,1978年12月18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如果说1949年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那么,1978年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

这一年,有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中国的变化而改变。

从这一年开始——

中国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大事记】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

1977年7月, 邓小平再次复出,担任中央党政军领导职务。

1977年8月, 党的十一大提出恢复组建中央纪委。

1977年11月,正式恢复高考。

1977年12月,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1978年5月, 开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拉开大幕。

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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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如是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这群农民并没有想到,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拉开大幕。春潮涌动,正由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10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随后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于是,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夏,安徽发生特大旱灾,省委果断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决定。

肥西县灾情严重,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山南区委召集各队党员开会,讨论如何多收粮食度过饥荒,到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

 

肥西县小井庄原会计李祖忠:“23号开始分,24号早上那就不一样了,男女老少,除了一个老,除了一个小,整个上田里去了,都到自家田里去了。那样干,用刮子刮,那干劲,非常十足。”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关友江:“1978年是大旱年,1979年是风调雨顺。用我们的土话讲,丢什么收什么。”

人们终于看到了久已盼望的丰收景象:小岗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四倍,农民收入增长十六倍,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

 

在此前后,山东、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农民生产责任制,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他说,“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自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春天,家家户户都在田地中忙着春耕。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一片高粱。十里呦荷塘,十里果香……”

序幕已经拉开,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距离凤阳县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省萧山县,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吃饭,当地社员想了很多办法,搞起了多种经营,创办了各种小型企业,其中就有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

 

鲁冠球:“那个时候,都是集体,个体有,很少,这种工厂你稍微搞大一点,不允许,这样子一搞,搞了六年,换了七个地方,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真的,东躲西藏。”

 

鲁冠球的农机厂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并开创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勇于改革实践的智慧和担当。如今的万向集团已经是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

 

从1979年开始,江苏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佛山等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出现历史性变化。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为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

农村改革紧锣密鼓,推进城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城市改革先从“放权、让利、搞活”做起。放权就是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物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5月,首都钢铁厂等8家大型国营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推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这标志着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改革价格体制、形成多种价格形式。

一项项改革逐步冲破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改革如大江东去,激流浩荡;社会像龙舟竞渡,百舸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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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中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于是,街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多了,摆摊做买卖的也越来越多了。

温州人民西路上,这家店铺并不惹眼,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那时起,“个体户”这个字眼逐渐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1979年秋天,18岁的章华妹作出一个冒险而又无奈的决定:当个体户。当时的政策对个体工商业还有许多限制,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门前摆摊,卖些日用小百货补贴家用。

 

章华妹没有料到,转机会来得这么快。1980年12月,一张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发到了章华妹手中,直到24年后,她才知道:自己领到的这张营业执照是全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

 

章华妹:“工商所的同志过来说,你现在拿了这个执照,你们可以做大一点了,国家是允许你们做的,你们大胆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能开多大开多大,没关系。”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起初他的雇工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有人说,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规定,应该限制。邓小平看到调查报告后,他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政策逐渐放宽,使市场上水到渠成地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些起初不起眼的小作坊、小工厂、小商店越做越大,小本生意做成全国乃至跨国买卖,成长为实力强劲的私营企业主。

 

这组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雅马哈鱼档 》,记录了像章华妹等一批由待业青年转变而来的创业者们,他们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受益者。1978年全国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仅有14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260万。

个体经济发展,私营经济竞相崛起,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传统计划流通制开始向市场流通体制演变。农贸市场、菜市场、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等呈现出新的气象,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流通更加活跃,朝着方便群众生活、保障商品质量、促进居民消费的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科技方面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全面展开。1985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北京大学的王选抓住了机遇。他主持研发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后,没有驻守实验室停止脚步,1988年,他携技术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合作,这是方正集团的前身。

激光照排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引发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当代毕昇”。

王选在商海弄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在新科技浪潮中逐浪。

1986年3月3日,他们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月5日,邓小平明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正因为意识到科技是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还说,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来,人们按提议的时间把它称为“863”计划。

中国的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8年3月,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主政广东。7月,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当时他来到中英街,他看到街心几块石头隔离了一条小街,香港一侧车水马龙,而大陆一侧非常萧条。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他心情沉重。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深圳市蛇口区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移山填海、兴建码头的工程开始动工。

 

两天半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传遍全国,令人深思、催人奋进。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

1984年的春天,邓小平的专列驶出了北京,驶向了南方。

 

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让他深感振奋。

他欣然命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开放北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宛如珍珠,串起了中国长达 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1988年,中央批准海南建省,并决定开发开放海南岛。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开启,古老而青春的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使中国充满着活力。

 

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一步步向前发展。从资源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从而形成滚滚春潮,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被人们牢牢记住。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邓小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35周年盛大庆典,这是对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检阅。

在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自发拉起了一条自制的横幅——“小平您好”。

这朴素、亲切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爱戴;表达了对他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春潮滚滚,春风浩荡。

 

这是改革的春潮,时代的春潮,它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它凝聚着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向着美好的未来,势不可挡,奔涌向前!

【大事记】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签订包产到户“红手印”。

1978年,企业自主经营权不断扩大。

1979年7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1979年7月,创办经济特区。

1980年2月,实行“分灶吃饭”财政体制。

1980年12月,颁发第一个个体工商业执照。

1983年9月,中央银行制度确立,商业银行体系逐步建立。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1月,设立教师节。

1985年2月,开辟和发展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3月,实施科技体制改革。

1985年3月,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

1985年6月,百万大裁军。

1986年3月,实施“八六三”计划。

1986年9月,中国女排勇夺“五连冠”。

1986年12月,开展股份制试点。

1987年5月,大兴安岭扑火救灾。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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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第十集:突破重围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人们对物价上涨和腐败现象的不满来制造事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随着西方敌对势力趁机加紧渗透,国内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最终酿成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制止动乱,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经历了这样一场政治风波,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改变?国内外许多人十分关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一讲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全会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整。以***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稳掌中国的航船,在经受严峻考验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面对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发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建设,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不正之风,党的作风、党的形象进一步好转。与此同时,把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

 

1989年,国家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了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增加农业投入,调整种植结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农业生产扭转了此前的徘徊局面。1989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新中国成立至当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更加坚定。浦东开发开放,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部署。这段影像,记录了1990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有关浦东开发工作设想的场景。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启动,浦东开发开放也被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浦东的发展揭开崭新的一页。浦东开发开放后的5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781.66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2499.43亿元。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随后,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有力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外部压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1989年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实施五项制裁,美国国会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7月,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七国首脑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这时,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高潮。

 

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名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使中国的对外开放遇到严重障碍。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十分坚定。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他还诙谐地说:“我们别的本事没有,抵制制裁还是够资格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198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外交工作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又积极设法打破制裁,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政府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全力推进与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与韩国、新加坡、沙特、文莱、以色列等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

1990年4月,带头制裁中国的美国,批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一颗商业卫星按合同交由中国发射。这是中国首次为外国发射商用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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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亚运圣火从海拔5000米以上的念青唐古拉山点燃,传遍神州大地,点燃了亿万中华儿女的激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国际综合运动会。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创下了亚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新纪录。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共获得183块金牌,高居榜首。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一个开放、文明、友好、自信的中国。西方的制裁开始被逐步打破。一些西方国家发现,制裁中国,并不能使中国屈服;遏制中国,反而失去了巨大的商机。于是纷纷开始取消所谓的对华制裁。

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前往出席。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彻底破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外交取得全方位胜利。在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制裁封锁的同时,国际局势还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1991年12月25日晚7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总统职务。随后,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的注视下,苏联国旗缓缓降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让西方政客们兴高采烈,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西方发达国家随之加大对中国“以压促变”的力度,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1992年,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我国加入全球性竞争和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性问题尚需解决。同时,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国内。一时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存在质疑和争论。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推进,成为影响90年代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再次以他特有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为中国指明了道路。自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辞劳顿、风尘仆仆,一路走,一路讲。

 

邓小平的谈话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将中国再次引入了历史的快车道。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内容。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这年6月,长江沿岸的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其他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中国由此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正是在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酝酿着重大突破。1992年6月9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

他说,面对建立新经济体制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得到郑重确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词汇,记录了中国十多年艰难执著的探索,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智慧,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的历史逻辑。但也有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一起表示怀疑。

 

1994年12月,***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极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出口呈现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来华投资新主角。此时,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革命已经来临。闯过激流险滩,冲破惊涛骇浪的中国,社会变革也在提速,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向着21世纪的大门奋力跨越。

 

【大事记】

1989年6月,党和政府依靠人民平息政治风波。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12月,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1990年3月,提出坚持不懈努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1990年4月,上海浦东开发开放。

1990年8月,实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1990年9月,成功举办北京亚运会。

1990年11月,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1991年,开始发布《中国政府白皮书》。

1991年,开始组织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评选。

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4年8月,中央印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1995年10月,***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

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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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第十一集:统一大业
 
  
      你可知MACAU,

  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

  母亲……

   
      早在1925年,

  中国风雨如晦,山河破碎。

  爱国诗人闻一多夜不成寐,

  望着黑暗的夜空,

  呼唤着香港、澳门、台湾等

  七个地方的名字,

  写下了《七子之歌》,

  字字泣血。


    70多年后,在澳门回归前夕,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横批“澳门回家”。

 

  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后,英国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历史不容忘记,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从那时开始。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侵华战争。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1898年,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这些岛屿,以后统称为“新界”。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开始了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统治。1942年2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秘密进入香港,成立港九独立大队,与日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鼓舞了香港人民的士气。

  抗战胜利之后,重新被英国接管的香港,成为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逐的地方。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却停止了脚步。

  对于香港和澳门,中国中央政府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同时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体现了深谋远虑的大智慧。

 

  月儿弯弯的海港,

  夜色深深灯火闪亮……

  一曲《东方之珠》唱出了香港的沧桑与繁华,也唱出了香港同胞对祖国的依恋和思念。

  香港的繁荣,离不开内地的长期支持。

  1962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内地对香港开通了编号为751、753及755的三次快车,每天满载着鲜活鱼虾和肉类,经深圳运抵香港,成为供应香港的名副其实的“生命线”。这是祖国人民和港澳同胞血脉相连的历史见证。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重大问题也开始提上日程。

 

  1981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时,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此后,他多次阐明在尊重台湾、香港现实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战略构想。“一国两制”的提出,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开辟了新途径。

  这一伟大构想,首先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得到成功实践。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的决定。

 

  1982年9月,刚上任不久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政府正式开始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在同邓小平会谈中,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坚持当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并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企图继续维持英国对香港的管制。

  “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如果我们根本谈不拢,中国将考虑接收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邓小平的谈话鲜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和坚定决心,打掉了撒切尔夫人“用一个不平等条约来代替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幻想。

  经过22轮谈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84年春晚,张明敏一曲《我的中国心》,唱得不知多少中华儿女心潮澎湃。

 

  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邓小平高度关注和思考保持香港平稳过渡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他敏锐地指出,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他多次强调,“香港要稳定。在过渡时期要稳定,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这是个关键。”“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儿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

  邓小平的谈话,澄清了一些人对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疑虑和曲解。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为香港回归后繁荣稳定的基本法律保障。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举行。

  1997年6月30日晚,驻港部队先头部队五百零九名官兵进驻香港,分别进驻石岗、昂船洲、威尔斯和赤柱军营。

  1997年6月30日下午起,全港雷雨大作,香港用这样的方式,洗刷了150多年的屈辱历史,准备迎接自己的重生。

  香港会展中心新翼,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鸟,6月30日晚,这里灯火通明,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每项议程都在按照计划时间准确推进。23时46分,中英双方主要领导人入场。同一时间,在距离会展中心不到一公里的驻港英军部队司令部所在地——威尔斯军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与驻港英军正在进行香港的防务交接仪式。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祝你们一路平安。”

  6月30日23时59分,英国国旗和香港旗缓缓降下,英国对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7月1日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

  也是在零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在港督府前执勤的警员柴家辉,迅速从衣兜里取出了新警徽,将帽子上缀有英国女王皇冠的旧警徽换了下来。从此,他的身份从“香港皇家警察”转换为“香港特区警察”。

  香港回家了!穿越150多年岁月的沧桑,洗刷民族百年的耻辱,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回归后的香港不仅更加繁荣,群众当家作主,拥有了选举权等各项民主权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被英国殖民统治的155年间,28任港督都由英国任命,香港当地人被视为“二等公民”,根本无权过问。香港从回归的一刻起,进入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时期。

  澳门,与香港隔海相望,16世纪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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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也摆上了谈判桌。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邓小平明确表示:“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决不能把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一世纪。”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93年3月8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降旗、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

  1999年12月19日午夜至20日零时,举世瞩目的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隆重举行。

 

  全世界的目光,再次为中国聚焦。

  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澳门也回家了!

  从这一刻起,澳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1999年万众欢腾的那一天,很多人没有想到,这座原本冷清的小城,回归前连续四年经济负增长、失业率高、治安堪忧,会在短短几年间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而每一位澳门居民,都能够分享这份喜悦的成果。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

  回归后,中央政府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

 

  香港回归仅仅三个月,亚洲金融风暴就席卷而来,恒生指数大幅下跌,港币汇率一路下滑,公众信心急剧下跌,面对国际炒家,特区政府全力抗击,中央政府及时表态,内地和香港当年超过210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总额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香港身后是强大的祖国,这场金融保卫战,特区政府大获全胜。

  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内地同港澳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支持开展对外交往,为香港、澳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新的机遇。

  为促进港澳地区经济发展,中央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支持措施。2003年中央政府同特区政府先后签署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港澳地区建立了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在随后的几年中,补充协议陆续出炉,不断扩大和深化这三地的市场开放领域。CEPA带来的巨大市场商机,促进了港澳地区的多元化发展,也令三地的交流越来越密切。

  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澳门历史建筑群”被确定为“2005年中国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将在第29届世界遗产会议上审议。中国内地原计划申报的项目全部退出,将最大的机会留给了澳门。一年后的审议只用了9分钟,“澳门历史城区”便获得21个成员国一致通过,成为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

 

  当历史进入2018年。一条跨越大海55公里,连接起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港珠澳大桥横空出世。它像一条美丽的飘带,串连起湾区11个珍珠般的城市。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的九个城市,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回归20多年来,香港屡屡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的高度肯定,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

  澳门回归以来是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均GDP从回归时的1.6万美元提高到了2018年的8.3万美元。全世界名列前茅,社会治安状况有了根本性好转。

  “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长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20年来,香港依托祖国、面向世界、益以创新,不断塑造自己的现代化风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讲话

 

  对于香港问题,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的行为,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港澳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发展前景更加光明,香港、澳门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上世纪中期,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就提出“一纲四目”的原则。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台湾可以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

  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党的重大历史任务。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并将这一设想首先在香港澳门实施,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开辟了新途径。

 

  随着台湾当局有限制地开放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展开。1987年11月,第一批探亲台胞经香港回到大陆,两岸同胞长达38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91年底,祖国大陆成立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1992年3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开始进行接触商谈,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

 

  在此基础上,1993年4月,在大陆有关方面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瞩目的“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

  “汪辜会谈”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断之后的首次正式接触,达成多项协议。199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通过,将保护台商投资纳入法制化轨道。

  为进一步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1995年春节前夕,***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

  然而,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开始背弃一个中国原则,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中央政府果断采取措施,开展反分裂反“台独”斗争,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气焰。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摆到了更为突出的位置。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四点意见,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

 

  随后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明确提出了在三种情况下中国大陆可用“非和平手段”处理台湾问题的底线,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以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表明了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陈水扁当局推动的“台独”分裂活动遭到挫败。

  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推动下,两岸政党交流也成功开启。2005年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与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谈,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继重庆谈判60年后的第一次会面。会谈成果确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国共两党交往的共同政治基础。

 

  2008年5月,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在坚持“九二共识”共同基础上,两会协商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建立联系沟通机制,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开启两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大陆方面推出多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2015年11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同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会面,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开创了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将两岸交流互动提升到新高度,是两岸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两岸同胞要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亲望亲好,中国人要帮中国人,我们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将继续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为台湾同胞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让大家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70年来,两岸关系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总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在历史大势、人间正道面前企图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的那些人,也必然在历史的大潮中被抛弃!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望未来,两岸人民必将手拉手、肩并肩,共同开创海峡两岸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共同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贡献。

 

  大事记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

  1981年9月,叶剑英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

  1982年1月,首次提出“一国两制”。

  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987年11月,第一批探亲台胞来到大陆。

  1988年,鼓励支持台商来祖国大陆投资。

  1990年4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2年11月,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1993年3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5年1月,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

  1999年12月,澳门回归祖国。

  2003年6月,中央政府同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2003年10月,中央政府同澳门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2005年3月,颁布《反分裂国家法》

  2005年4月,国共主要领导人会面

  2008年6月,启动大陆居民赴台游。

  2008年12月,海峡两岸实现海空直航。

  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开通。

  2015年11月,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晤。

  2018年2月,出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2019年1月,提出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政策主张。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桥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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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文献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 第十二集:融入世界


 
      金立旺是新华社的一名摄影记者,也是上海洋山港从无到有的见证者。

 

  2002年底,金立旺第一次来到洋山岛,那时的大小洋山还是原生状态。之后他又去过几次,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里的变化。

  洋山港从零起步,在一片荒芜的岛屿上,迅速建成了举世闻名的东方大港。

 

  如今,长江口外,东海之中,上海洋山深水港绵延数千米的岸线上,铁红色桥吊林立,集装箱起起落落。来自长江沿线腹地的货物从这里被运送至欧洲、美洲、西非,甚至更远。洋山港见证了中国与世界交融激荡的速度、深度和广度。

 

  走进国家博物馆,你会看到这样几件文物:入世槌、签字笔、议定书。它们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国与世界激荡、碰撞、融合的历史见证。

  2001年,卡塔尔首都多哈,当地时间11月10日18时34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也是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时刻。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主动参与竞争与合作的必然要求。

  日内瓦湖畔,这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楼,是世界贸易组织总部所在地。世贸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1947年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中国是关贸总协定最早的二十三个缔约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举行谈判恢复缔约国地位,关贸总协定成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没有实质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出口越来越多,三分之—都是纺织品。1981年,关贸总协定进行多边纺织品谈判,签署了《多种纤维协定》,分配纺织品的全球配额。中国虽然不是缔约方,但却是纺织品出口大国。1984年,关贸总协定同意了中国加入这一协定的申请,中国纺织品出口因此大增。

  为适应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不断扩大的新形势,我国开始考虑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

 

  1986年7月10日,时任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钱嘉东代表中国政府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申请。从此,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拉开了序幕。

  最初阶段,中国与各方谈判的焦点是:中国经济究竟是不是市场经济?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上述问题迎刃而解。

  在日内瓦举行的中国组第12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个宣布在当时的关贸总协定总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从而结束了对中国贸易体制的审议。

  1993年底,***同美国总统克林顿举行会晤时,阐明了中国处理“复关”问题的三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加入这个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这三项原则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发展的现实,决定了互利共赢的谈判目标,对于保障中国的基本权益极为重要。

 

  1994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的前一年,中国已经非常接近“复关”的目标。但由于美国等少数缔约方缺乏诚意、蓄意阻挠、漫天要价。中国的“复关”谈判,不得不转为“入世”谈判。

  中国复关入世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 谷永江(2001年采访):中国发展的前途,他们是看在眼里了。因此想在中国这个大市场,未来潜在的这个市场当中能够占领一定份额。因此它给我们强加了这么多条件,这就是我们(谈判)困难的来源。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同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开始与世贸组织的37个成员国逐一进行拉锯式的双边谈判。

  其中起伏跌宕、山重水复的情节迭出,最复杂、最艰难的还是中美之间的谈判。

 

  在谈判的艰难时刻,***说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决不做软骨头。同美国的交道还要继续打。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对于他们提出的苛刻无理的要求,我们决不能让步,要坚决顶回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我们的根本原则。

  美国工商企业界对国会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说活动,在他们看来,拥有近13亿人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新的贸易协议将使中国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市场大门。

  中美谈判进行了多达25轮。1999年11月10日,最后的谈判在北京进行。在中美入世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我们的底线距离美国要价仍很遥远,时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斯珀林虚张声势地拍桌子,站起来对中国谈判代表团说:“你们的这个条件,永远、永远、永远也加入不了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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