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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回忆系列:从新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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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系列:从新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发帖心情 Post By:2013/8/23 15:25:00 [显示全部帖子]

 

(一)回忆:返城后的第一份工作

      自从1975年12月底那堪称惊心动魄的招工成功后,就“被分配”到了宁波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宁波货运站,那时的职位称为“站员”。由于正好临近元旦春节了,不久就先投入到了“春运”,在春运结束后,才正式到了货运站报到。虽然我学过汽车修理,虽然这货运站也不算干部,但好歹算是坐上了“办公室”了,如果分到客运站可没这待遇呢。月工资转正前25元,一年后转正36元。至于不当修理工的原因,那是因为汽车修理工属于技术工种,不管干没干过,规定新工人一律得从学徒干起而且得三年!当时的学徒工月工资第一年16.5元,第二年18.5元,第三年22.5元,学徒转正后,等于第四年才能到37.5元,我不干,所以也没去工厂,由于我太了解长运公司了(我父母单位),所以就选择了干货运。货物是不会与你吵架的。

      那时运输市场还没开放,基本还是属于国营垄断的,特别是货运中的零担运输。那些大单位自己有车队比如宁波地区、宁波市食品公司都有自己的食品车队,但社会上的运输基本还就靠专业得国营运输公司担当运输任务。

      宁波货运站那时在江北区原汽车北站边上,原宁波市邮电局对面,江北花园傍边,与很多老宁波都知道的所谓的“四车队”是一个院子。这四车队就是长运公司下属的货车队(分三、四车队),负责宁波市跨地区与跨省的整车、鲜活、大宗、另担运输任务,还负责公路转公路、铁路公路互转、公铁与海运互转联运运输,七十年代那时已经可以做到所谓的“一票到底”、门对门运输了。所谓一票到底,就是比如宁波象山有个社队企业一票货,必须运到辽宁沈阳地区某县某单位,则可以在象山就近“托运”后就不用管了,事先说好选择那种运输方式组合,比如汽车到宁波,宁波装船到大连港(也可以采用宁波铁路到沈阳),从大连港再火车运到沈阳,沈阳再用汽车装运到那个县的单位里,这样几经转运横跨几个不同性质的运输单位(加上短驳运输),就在象山站的汽车货运站开出一张运单连提货单和发票后就能进行了,先由我公司的零担车运到宁波货运站,卸在仓库里,再由我单位短驳车装到船码头中专仓等候装船,以后的环节各由我们之间有运输协议的公司分别完成,当然运输单位之间是定期对运费进行结算的。而货主只要等在到达处提货或由对方短驳到到达单位即可。还有鲜活货运输、特种货物运输等。

      由于特别是零担运输是垄断的(因为零担还需要有网络配合的),所以那时,宁波中百、农资、食品等国营大公司都有专人驻我们货运站,以“协调”他们公司的运输。难得甚至还有军需物资运输等。在遇到春节等时更需要各单位来我站协调了。

      这里面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运作过程,对我来说是个需要熟悉的过程,也很复杂与专业,涉及很多方面以及相应的业务知识,那时感到很新鲜,所以也干的很欢。比如,需要熟悉全国各铁路中转站点,比方记得东北最大的铁路中转站当时就是苏家屯,西南是柳州东等等。以及还有海运与内河的有关中转港口名与位置。

      由于上述各环节与涉及面关系,所以那时也比较“兜得转”吧。社会上那时叫我们是“朝南坐的”。

      从1976年1月份开始一直到1979年初脱产去读书为止,整天就与货物、零担与整车、运单、业务长途电话、货主、差错等等打交道,与各地的货运站同行打交道,有宁波公司下属的如象山宁海奉化余姚慈溪等,也有省下面跨地区的如杭州、温州、金华、丽水、台州等等各地货运站,也有跨省的如上海、江苏、江西、福建等等周边省份省运下面的只要有业务与零担班车相通的各地货运站,更有港务、铁路等零担部门。不过那时与空运还无关系。

      所以几年下来,产生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平时几乎老在联系的对方,无论是业务往来、托带代买东西而且还钱款常来往的朋友,甚至他们或我们的朋友到对方地盘上需要的话,一个电话就行,肯定多数会搞定。电话里非常熟悉了,有些常互称兄弟,但是真见面了却是不认识的。不过真见面了非常亲切,很多事用宁波人说起来就是:“一句咸话”!那时办事可真是甩得开啊!而且,你出差如果钱、粮票没了,没关系,只要找当地的货运站就行,自我一介绍,就是自己人了,尽管借钱借粮票。我记得在1977年出差去舟山查一票有差错的货,正巧遇到了台风被关在了海岛,粮票吃光了,一点没事,尽管找他们站里借,回来寄给他们或他们出差来时还上就行了。

      其中有两件事,我记忆尤甚。

      第一就是这每天离不开的长途电话。宁波长运公司的长途电话有得一说。最早时,从解放前接管过来的鄞奉公司(蒋介石大舅开的运输公司,主要运行线路是南线,就奉化溪口到临海方向)或江东的宁川公司就已经有了,是用的磁石活机,就一个大电话机挂在调度室或汽车站站长室里,上面有两个大电池,边上有个小摇手把(其实是个小磁石发电机),从宁波出发沿途所有站,如横涨、栎社、江口等等一直到奉化的十来个站,用一根电话线像藤一样给串起来(其实是并联),站内这一部部磁石电话机就像西瓜一样挂在那根电话线藤上,任意一个站要与其他任意一个站通话了,只要拿起这摇手把一摇,沿途所有站的电话全会响起来(声音不大),不过规定了那个站的“暗号”,比如横涨站是四声短音,栎社站是三短一长,以次类推“编码”,每个站全明白自己的编码,这里使劲一摇,全线电话全响的,但一般只有自己明白在叫自己站的才会拿起话筒,如果全拿起来,则说话全会听见的。解放前那时这已经是很先进了,做到了一条线通所有的站,后来我读电脑原理时才知道,其实这与电脑里面的“总线”原理是一样的!(电脑里的三总线原理就是这样编码来传输数据的,可以做到布线最省!只是电脑里的控制是自动进行的罢了),我记得小时候去调度室玩,常常看大人打这电话,以前人小不太明白怎电话机铃在响怎不接呢?原来不是叫他的!直到参加工作的七十年代,这电话机与线路还是在用,不过主要用于客运站而且是仅限于宁波到奉化,以及东站到东线和北站到慈溪那些有限的站点了。是否与以前抗日战争电影里情景有点类似?

      但我们货运站,七十年代时除了总调度室还有这种电话做为补充外,已经没有这种老式电话了。我们的业务联系,基本上就已经靠邮电局的长话。不过那时节挂长途非常麻烦,要挂一个长话,必须是安这样的程序操作:拨113(长话约定号码)----挂号号码(即本单位与邮电局约定的密码)---回电号码(即长话要通后你要回到那个座机电话号码上)---对方地区名与电话号,以及还得分“叫号”还是叫“人”?如“叫号”就报对方电话号即可,叫人就不光是报电话号还得报上对方姓名。打一个倒是还好,但对频繁要长途通话的货运业务来说,非常麻烦。有时候一下要好几个不同地区的电话,邮电局就会一一记下,逐个要通后回到你的电话机上,路越远时间上越不能保证。有时候常常下班了有个电话还没来,如果不是非要不可的话只能算了,很耽误时间。有时候吃饭去了,一叫“某某地方长话!谁的?”立马拿着碗就去办公室听是常事,而且很不稳定,常有说了一半断线的,再拼命的按电话机要总机重新连接,常有邮电局接线员不耐烦的,这时就阿姨嬷嬷的乱叫了。有几个听惯了声音的接线员也很客气,当然是从没见过面的“阿姨”了。

      还有一件记忆很深的事,就是关于宁波市周边的集市。

      记得当时还是物资缺乏时期,很多东西还是要凭票购买的,特别是农副产品如鸡、鹅、鸭之类,肉蛋,还有一些农副产品与海鲜比如黄鳝、蛏子、海蜒、牡蛎、南瓜子、牛肉等等,我们这行那时可是得天独厚了!经常有熟人朋友邻居要带这些东西,还有生煤炉用的木炭,记得那时去溪口往嵊县方向的剡溪岭哪里只要二元钱一麻袋上好的木炭,那时非常受欢迎,也惠及了不少墙门里的邻居。但去带这些紧俏物资,除了有些不需要逢集市才能买以外,逢集市的东东,就必须要熟记其集市日期,不然买不到便宜东西。这样带紧俏货我回忆就有三个注意事项了:

      一是必须熟记背熟周边地区各地的集市日子,比如那时宁海集市是逢三、六、九,横山码头那边是一天两集,象山、长街集市是多少多少等等!所以我记得我写字台下面就压着一份宁波周边的集市表。还记得跨地区有些集市日子也有,比如临海那边的天台、岔路集市,金华那边的集市等等。那时我是倒背如流的。

      第二,必须当天要有车去而且要知道驾驶员是谁,那关系好点驾驶员就肯带,一般关系的就要去“求”他带了,所以另一张就是当月调度室排出来的驾驶员行车调度计划表,这样就非常方便。

      第三就是和对方站人员(同行)搞好关系,一般多数东西就首先托对方当地同行买好,车去了就往车上装即可,关照一下驾驶员这货是宁波站谁的,或用货运票签写明宁波站是谁的记在货物上即可,再电话告知,万无一失。但有些东西必须托驾驶员代买才行,一般没啥问题。因为与对方同行一般是互利的,比如,我有次就受托将象山货运站同事的一个哥哥转业复员了其行李转运我就帮忙给包办了。

       也有不顺翻船的时候,有年过年前,那零担车除了正常货物外从象山扔上了三十几只大白鹅,还有不少鸡,到了江口检查站被查了,说是三十几只鹅还有十几只鸡,就是算“投机倒把”!没收!连车带东东全被扣了一天一晚,其实,其中十只鹅还是车队食堂买来用的呢!其余全是个人的。后来车队里派人去打了关系才放行,但鸡已经死了不少!

       记得结婚时,那时候宁波办结婚酒,每桌是要讲究要全鸡全鸭的,象山货运站那小子给我用食品公司家禽批发部的专门装活鸡的扁铁丝笼,给我装了二十几只鸡来(我限定他必须每只三斤以下!那省钱啊),清楚记得那时节是0.75元/斤,贴上食品公司的标签以防万一。那食品公司也是我们常驻客户,派了专人驻在宁波货运站的,熟得很呢,拿到鸡连笼子也一起装回家,等结婚用毕后铁丝笼子装回宁波站即可,与宁波的家禽批发部打声招呼就行了,他们自会负责装其他活货到象山去,反正他们自会处理好的。

        还有一件事也记得,就是结婚用的棕绷,天台是产棕绷地方,质量很好,我认得了一个天台专门做棕绷的常来托运东西的老师父,就在天台订做好了,但怎样运出来呢?如果给查了钱损失还影响结婚啊!只能自己去跑一趟了!因为如不给那些本地的装卸工打好关系,他转身一个电话,沿路的检查站就一查一个准,这是属于森林检查站查的,天台到宁波起码有两个检查站,木材及其制品那时代私自不能运出来,除非有森工站的批条或准运证!我跟驾驶员到了天台站,将棕绷装零担厢式车最里面,外面装货,那时候也就是装卸的人分分几支香烟而已,一包青松牌分剩下的全给了装卸工了,记得是宁波产带过滤嘴的青松牌香烟吧(也要凭票的哦!),那时候,这觉得已经是很客气了,这样才心笃定的装回来了。

        在那货运站里,记得评上过几次先进工作者。一直干到79年2月份才离开,脱产三年半读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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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忆: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实习

      1982年初,在职脱产读书毕业前,我们联系了上海沪东造船厂,实习了一个月。

     上海是中国造船业的最发达城市,到目前为止中国四大造船厂,三个在上海一个在大连。解放前,上海造船业的发展已经是很有规模了,不过那时以发达国家在上海的造船厂为主,中国造船业最早的工厂是李鸿章办起来的中国首批国营企业之一,就是后来在世博会时被迁移的江南造船厂,大门在鲁班路哪里,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旧遗迹。江南造船厂在文革前还搞出了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是采用所谓的“蚂蚁啃骨头”的土办法克服了无大型加工设备的拦路虎制造出来的,在文革串联期间还作为新中国“工人阶级的自力更生”的样板大肆展出,文革前这成果与上海断指再植齐名,是上海的骄傲。

      据介绍,1949年前各大外国造船厂全利用特权占据了浦江两岸所谓的“快水道”,而中国的船厂只能在“慢水道”了,所谓的快水道就是在江流的拐弯处,大弧线处即快水道,意即那地方水流速较大,泥沙不容易积聚,而小弧线处水流慢,泥沙易累积沉淀,须定期挖去沉积的泥沙,增加了不少麻烦还多耗费金钱。

      我们实习的沪东船厂,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很有名。如向阳红系列科考船、民主系列海运客轮(后来改成工农兵系列,这客轮宁波人是很熟悉的比如工农兵三号、十八号轮)、长字系列轮(如长征轮)、当时的海军航空兵与海军使用的主力导弹快艇等,都是出于上海沪东船厂。而且那时已经在造万吨级的船了(那时该厂已经有万吨级船坞二座)。船厂里面还专门辟有一个特别区域,周围栏有铁丝网,出入口有海军士兵站岗检查进出人员的证件,想必是制造导弹快艇的部分了,我们是进不去的,但区域外面可以看未完工在建的导弹快艇轮廓。

      沪东船厂在黄浦江的斜对岸的浦东沿江,与对岸杨浦区复兴岛隔江相望,占据了“快水道”位置,其前身为英商爱立克·马勒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上海创建的“赉赐洋行”,主要业务是经营进出口贸易、船舶代理等。民国17年(1928年)为扩大经营范围,开设了马勒机器造船厂。民国30年12月,日军对英商马勒机器造船厂实行军管,没收其财产。不久,日军利用马勒厂的机器设备生产军火,更名为“三井造船所”,成为日军在华重要兵工厂之一。

      第一次去上海中国著名的大工厂上班(我们这一个月,就像正式职工一样,发胸牌,准时上下班),感到很兴奋。沪东船厂有四个大门,每个大门在早上上班时间全部洞开,人像潮水一样鱼贯进入,每个大门门卫有七八个之多,近近远远的看胸牌(其实我对这准确性表示怀疑的,每天二万多员工进出,除非门卫都具有X光和鹰眼那样的特殊功能),我们住在十六铺不远的一个小旅馆里,一早匆匆吃点早饭就走到十六铺码头摆渡船过江,再坐沿着浦东大道的公交车到厂门口,路上还是要一个多小时。听厂里人说,他们同事有些住在中山公园的都有,每天来回得四小时以上呢!听得我们直吐舌头!那时的上海没现在交通便捷,据报道过江渡轮有次遇到大雾,渡轮上下是你拥我挤(因为迟到不客气要扣奖金),发生事故了,不少人被挤落下江,死了几十个人!而那时过江的隧道就文革时四人帮当道时民兵指挥部开挖的一条小隧道,是备战用的,在上海大木桥路附近,公交车过那条小隧道是少之又少。可知上海人很多上班是很辛苦的,辛苦在常年累月的路途太远需要转几次车!当然现在已今非昔比了。

      对那次实习最大的印象,是听船厂负责安排介绍的人讲,那时我国困惑于造船业的还有很多瓶颈,比如远海船用电气标准,至少直到1982年我国还没有一部专用海上电气标准,只能长期套用陆上电气标准,造成的后果是电气元器件零部件使用不久就易生锈了,所以,很多专用电气设备与零部件,还是得国外采购,特别是国外客户的订购船只,更是指定需要使用国外那个品牌电气电器设备。另外由于那时基础工业落后,大型加工设备及其缺乏,比如大型机床几乎有一百多米长,能直接加工万吨轮上的整根传动主轴,但由于缺少此类大型设备,造成有些大型关键零部件如主传动轴等只得采用所谓的蚂蚁啃骨头,一段段加工,造成热处理应力消除等加工质量很难把握,那巨大的推进螺旋桨也是如此。其次,第一次知道了万吨轮的主发动机(一般是大型低速船用柴油机)原来是靠压缩空气来起动的。我对汽车发动机比较熟悉,但还是对万吨轮上柴油机感到很惊奇,第一是不像汽车,几乎许多零件全是裸露在外的,第二是大!这零件实在是太大了,哪怕一个气门弹簧,比人还高!第三个印象是黄浦江的污染!那时节每当天气不好气压低时,在渡轮上一阵阵气味直扑鼻子,而那苏州河更是臭气熏天。那时我想,怎么在我1963年第一次来上海时怎不是这样的呢?可知当时上海的环境之差!

      重点实习的部位当然是电气与控制方面的。万吨级海轮,其实就像一座海上移动的城市,城市具备的功能其全部有:动力、电站、供气供热、食物餐饮与排水排污、生活区、通讯、救生、操作与舵机系统、导航与指挥系统等等。所以船厂方面开始几天派了一位副总工程师对我们作了系统的介绍,边介绍边领我们参观,其中最主要的是详细的参观一艘未完工的科考船,是向阳红几号已经不记得了。

      对电气部分,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可靠性,第二还是可靠性,第三永远是可靠性!原来,那时的电子元器件,不像现在,很容易出故障,而电气故障如果发生在导航、舵机系统,轻则瘫痪,重则翻船。据说,有一次一艘沪东造的一艘船由于某原因来不及回港遇到了台风,只能整夜顶浪开,如果不是台风而是一般大风也就只能顶风开,那样才不会翻船,设想如果是由于电气故障舵机坏了(巨轮的舵机系统肯定是由电气驱动的),则凶多吉少了!所以,万吨轮的电气系统,一般全是双保险的,就是配备了双系统。而元器件的“先进性”是次要的。不过那副总工程师说这件事,其实在吹嘘沪东厂造的船质量了。不过,这次实习的这些印象,其实是技术原则,概括起来就一是可靠性、二是冗余项技术(其实还带有纠错技术在里面),在后来我工作中的具体电脑编程、以及后来主持的医疗器械开发中也遵顺了这原则,回想起来其实真的是受益匪浅!说明工程技术上很多东西是通的!

      上班下班,正一个月。到我女儿大学毕业实习时,本想对她开导一番,可我说了半天那时老爸我是怎样实习的,不想遭到一顿抢白,你那时啥年代现在是啥年代了?老古董!突然我意识到老了!也是哦,年代不同了,现在的年轻人毕业,首要事情是“就业”!我看来是落后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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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忆:宁波的“6944”电台与我的毕业设计

     

      与宁波6944电台接触纯属源于我的毕业设计。1981年底,我们开始了毕业设计。

      当时毕业设计的项目是自己找的,我们五个人通过关系找了宁波电台付台长,承担了当时的6944电台的一个改造项目中一个小项目---自动值机系统的备用稳压电源与电源故障自动切换。从毕业设计要求上必须要从理论设计、数据与计算、元器件的选取优化、采购组装与调试,一直到答辩通过。而且准备是真实的用于电台改造中去的。而整个无人值机系统宁波电台的人已经在开始着手研发了。当时主要还是用的CMOS数字电路和模拟集成块与少量分立元件。

      这6944代号,其实是个战备电台的番号,是文革期间大搞“大、小三线”期间建立的,属于“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的中波波段的战备备用电台,那时设想是一旦爆发战争(因为毛泽东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要备战备荒为人民),战争一起,浙江人民广播电台估计是很难保全了,说是这时就要启用此电台代替对全省广播。

      该战备电台建在浙江腹部四明山的最高处,向量岗里面,是个中波广播电台。进去那地方没一点说明这是啥地方的牌子之类的文字,周边沿着山势设有铁丝网,还有星星点点的几个站岗的哨所位,整个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组与全套电台设备全部放在一条很深的山洞巷道里,记得山洞口有伪装,有厚重的铁门,从那区域的进口处根本看不到那门。从那山洞进去后了解,这安置设备的山洞由一直一弯的曲尺型巷道组成,很宽敞,巷道两边按需开挖了不少房间,里面还有空气调节设备(主要防止潮湿与通风出口,以及似乎还有防核作用,但这防核设施到底作用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了),备有电网与自发电机组自动切换装置,柴油发电机组设置在专用巷道中,与山坡上挖有专用通气出口以便柴油机组运行时的废气有效排放不会影响其他巷道部分。为了防止设备闲置损坏也为了时刻战备需要,那时每天上午必须开机一小时。中波广播天线位于不远的一座高山顶,大约有一百多米高,据说位置与整个发射功率足以覆盖整个浙江省全区。当时我就想,上帝保佑千万别正式启用此电台啊!

      天线塔那座山中部一旮嗒处有一人工清出的小平地,上面是几间水泥小平房,依山而建,供值班的工程技术人员或保卫的人暂住,每个床下放置了一个300W的红外线灯,据说山上寒,而且早冷,取暖与防潮用的。

      设备现状维护是由宁波人民广播电台负责的,轮流派遣干部与技术人员驻6944,为了安全保卫与保密警卫需要,当地政府还为6944电台配备了一个排的武装基干民兵四周站岗。但到我们上山搞项目时已经是1981年底,似乎全国的战备空气不怎样浓了,所以那时担任警卫的基干民兵已由一个排换成了一个班。

      由于搞此项目需要,在6944山上住了四、五天,对电台的运行有了大概的了解。据介绍尤其要解决在高山石头上竖起发射台后,为了保证中波信号发射的效率与稳定,必须解决接地电阻问题,接地电阻必须非常小才行(就零点几欧姆),这在当时是个难题。而在平原根本不是个“问题”。设备,包括我们参与的无人值机装置,可靠性必须是重中之重。比如使用冗余项技术。

      不过我当时就想,这样高的中波发射天线架在山顶,要炸掉还不容易?真是与全国深挖地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我猜,当时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肯定不止这一处备用台的吧?而且,不远还建有几组短波笼型天线(是从教科书上看到过的),估计不光是限于中波广播的。这是猜测,电台的人员也不会和我们多说的。

      在山上住了几天,真是清净得很,但当时还有野猪出没,所以晚上我们不敢出去,但看星星似乎比山下明亮的多了,而且有空我们还采挖了不少兰花与小松树,下山时满载而归,兰花移到家里后,开了一次,第二年就说啥也没开过,想必也是水土不服吧。在后来的若干年后,大概是1985年吧,在宁波街上偶然遇到了那副台长,说6944早已经被撤销,设备全已经拆了运回宁波了,当然最后我们通过毕业设计答辩的具体设计电路,也没最终用于战备广播设备上。我与那副台长说,那也是好事,你们不用轮番去山上做“山大王”了!他说是的,谢天谢地!但是算来,还是我们运输系统的那个战备工厂---宁波大来山里面的“地区汽车厂”撤销早,八十年初早就并入了长运公司,该厂则曾生产过“四明山牌载重汽车”,用的是南京的老跃进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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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回忆:我当教师的日子

 

      大学毕业后,由于是进单位后脱产读书的,又回到了原来单位。读的是电子自控专业,这专业在那单位没对口地方,就暂时分配到了公司教育课当了职工教育的初中数理化教师。时间点是1982年2月到1984年。

      那单位在宁波当时也算是个大单位了,当时总共还有5200多职工,下辖有十几个基层单位,其中工厂有五个(汽车修造厂在南门,汽车保养厂在江北,汽车修理二厂在江东,汽车挂车厂在南门段塘,印刷厂在公司本部),市里的大车站有四个(三个客运站加一个货运站,其中西站属于南站管,灵桥站属于东站管),货运站(货车三队与货车四队,零担货运站),外加鄞江桥的汽车驾驶学校(后搬出来到段塘,改称职工学校了)。开始还下辖七个县的站,大小共计有七百多个大小站点(包括货运站点),公司还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从1958年以来就有)。

      可我从来没当过什么“教师”,以前听说当一个教师,首先要学写板书,板书写的好,是上课的第一要务?反正是听以前老师说过的,其次要会掌握每节课的上课时间与进度,据说好的教师,时间把握的恰到好处,得心应手,第三要生动活泼具有启发性又不离教育的中心内容,既要有吸引力又不失严谨与抓住中心,第四要应才施教、区别对待?反正从过去老师的体会与交流文章中来看,很难!所以我对当教师的一直是很尊重的,认为要当好教师不易。

      现在轮到自己也要当教师了,难免心里打鼓。

      首先,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教材内容虽然是不在话下,依以前的眼光看这初中教材是小菜一碟,但一上手才知,其实与当学生时的眼光是不同的了!你必须不光是会、懂,而且需要真正的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代数与几何,尽管是内容不深,但有些难题还是比较难的,需要有巧妙的方法,试想如果学生在上课时提出一个问题,你回答的不是很确切或很“笨拙”,就要给学生笑话。

      第二,就是表达能力。这我自认不太担心。

      第三,怎样教这帮学生呢?要知道这帮“学生”其实就是文革后被耽误的一代人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据当时文件规定是必须通过补课,达到初中或高中程度,不然不以承认。但这些学生的程度是实在太差劲了!有些连英文字母也不会写、认,有些学过点但早忘记了。所以虽然是“初中毕业”但有些连小学毕业水平也有问题,当然其中好点的,学过一、二年初中课程但是全是文革时期“课程”,有大半是所谓的“学工学农”生涯度过的。而且最大问题是,很多人有家有孩子,心思怎样将其拉过来呢?尽管也有不少人肯学肯钻研,但毕竟与当学生时期不同了,而且一边还要工作。这是我开始前最担心的。学生基本上是每周四个半天上课。

      我刚开始,规规矩矩的备课,大概估摸着大纲与内容,多少课时,单元测验与分时,小结与总复习安排的大概时间段安排等,然后按照每单元课时,让出一定节数的课时作机动,再具体按照这个时间分段来准备上课内容与备课,而发下来的大纲与课时安排只是做个大概参考。我特意很详细的研究了教育大纲与发下来的教师参考资料,这样花了一段时间准备,就硬着头皮上课去了。但我首先遇到的是板书问题!

      当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当那些被文革耽误的又值得同情的学生眼光好奇的齐刷刷的看着我时,我早将当初担心抛到了九霄云外了。他们很多人穿着工作服!是我的兄弟姐妹,那些学生不就是和我一样的支边支农、插队上调,我们的人生一样被开了个玩笑划了条弧线吗,这弧线在这里交叉了。我有啥可担心的?!我记得当时眼睛有过短暂的湿润。不过马上回到了状态。

      我记得第一节数学课的开头,是讲正负数,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光是“正数”已经不适应人类活动的需要了,居然有些学生说从没听说过!

      好在,那些学生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板书问题不会太计较吧,但教学肯定是比较累的!不过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真的是思想解放的沸腾期,想学上去的人很多,有些人还求知若渴就像我上大学时一样,恨不得将文革失去的全补回来。我亲眼看到已经有小孩的男女职工,刻苦的学习做作业到半夜,从不拖作业,真的是很感动。好在我自认数理化方面是强项吧特别是数理,还结合了他们工作的实际来举例子,所以几节课下来,管职工教育的基层工会干部反馈说,反映不错!职工听得很有兴趣呢!我就有了信心,就将趣味性,灵活性带上知识面,发挥到我力所能及的程度,一改数学看似“枯燥”的内容,而且将职工中比如与车钳刨与汽车修理工中的具体问题相结合来引申,而上物理课更是能在大纲内容外,引申一些生活中常见能遇到的问题加以解释,学生听得很有味道。

      而我改作业,不光是对与错,有时候是在傍边还演示给作业本主人看,比如还有其他数学解法,还有其他几种思路;其这样理解的物理原理是怎样的,为何要这样根据是什么等等,但这样改非常累,常常一个班级作业要改几个小时。在上化学课时,因为初中化学比较简单,我就多讲点原子结构上的基本知识与当时发展较前沿些的东西,那时的学生感到很鲜鲜,化学也不是没具体结合,比如汽车电瓶,就是化学与物理相结合的产物。说到物理力学与电学,那发挥的地方可就太多了,而这电学部分本身就是我所学专业基础部分,当然发挥得最好了。另外,公司职工对汽车最熟悉了,而汽车本身就是许许多多理化原理的应用之产物。举些汽车例子也很能吸引学生。有些人本来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特别受欢迎。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实际上在上课时,偶尔将有些高中才上的内容,以及大学一年的某些内容深入浅出的不时的做点介绍,目的是引起这些学生的兴趣而让其知道这内容以后需要引申到怎样的高度(当然不在考试范围),因为我想,这些人肯定很多不会止步于这初中补课的,对其以后肯定有好处。是不是有点类似目前被诟病多多的奥数?所谓中国的奥数很多不是学前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大学化吗?我是不是也有点超前啊?哈哈哈!但我认为还是与目前这些奥数班不同的。

      总之,一个学期下来,考试基本达到领导、学生和我满意程度,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吧,一年学期结束,我居然也被评为省公司先进职工教育教师了,享受了15天去温州江心屿省总工会疗养院休养的待遇。

      在很多年后,由于工作关系,出差去济南,那济南军区总医院就在山东师范大学边上,我看到山东师范大学的教育主楼顶上有一排人高的广告架子,上书八个金光闪闪大字:学高为师,身正是范。当时心头一激灵,说得太好了!可惜啊,现在的现实,真正以这师训为宗旨的还有多少呢?

      就这样,当了二年老师,上了四学期的初中数理化,这辈子好歹也算勉强当过老师了。上几年去南站坐车时,冷不丁的还会有人在远处大声喊我“某老师!去上海啊?”而我定睛一看,也差不多到退休年龄的人,不过我已经叫不出其名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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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与电脑的最早接触

 

                             我与电脑的最早接触----乔布斯离去所勾起的记忆

 

      代表着美国硅谷最具创新的人物之一--乔布斯永远的离开了,此事不禁勾起了自己与微型机电脑的最早接触。

      那是1985年,毕业后工作的第三年,也就是教育科当教师时,有一天公司组织科找我谈话,要调我到行政办公室负责微型计算机的工作,那是正值我国第一次计算机应用浪潮刚开始掀起时,当时中国一般大学里还没专门设立计算机系,或计算机专业常依附在电子技术类系之下,当时我国根本还没出现自己培养出来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其实后来想想,我国第一次计算机普及浪潮对后来的我国科技和社会发展其实意义非常重大,是一次大规模的电脑启蒙与试水。也培养奠定了一批在今后起重大作用的人才,是电子技术与电脑应用的一次赶上世界技术进步脚步的初步尝试,是在以邓小平等亲自坚持推动下展开的。尽管以目前的眼光来看,不太成熟。

      我公司在省公司的统一号令下,有条件的分公司首先购入了第一台微机,装修了空调房,省公司以及宁波与杭州两分公司首先就这样各自建立起了计算机室,而我大概是由于所学的是电子自动控制专业,幸运的作为宁波分公司第一个涉足微机的人。但当时计算机室就我一个人,而且那时对计算机了解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公司里的多数人感到比较好奇与新奇。而我虽然所学的课程里有计算机专业的课程,毕竟没实践条件,真要干这应用程序员的工作,开始还是感到责任重大与所学东西太少了。只能边干边学吧。最后尽管干了三年左右,但有幸赶上了这时代大潮,对我以后的工作起了不少的帮助。

      回想起85年那时的通用型台式微机计算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真是只能用“惨不忍睹”来表达了,甚至觉得可笑,但当时我公司算走在多数企业的前面了。那第一台所购的微机,其配置我记得大概是这样的:

      一台杭州某公司组装的“西子-PC”机,其配置记得为:CPU为8088(8087)准十六位(八位机带一个叫协处理器,具有指令与数据拼接功能,这样尽管是八位机但可以十六位寻址,与内外设的接口可以扩展到十六位,实质是采用了牺牲一定运行时间来处理十六位数据,外部表现出了十六位机功能,所以叫准十六位机;内存64K(128K);一个10兆的硬盘;二个360K的软驱;二个USB接口;二个并行口;一个串行口;十四英寸黑白显示器;101键的键盘;一台九针的针式打印机(后又购置了一台24针的)。软件配置是MOS DOS;数据库语言是汉化的DBASE-Ⅱ,后升级为DBASE-Ⅲ和FOXBASE;汉化的BASIC语言;英文版的FORTURE语言;英文版C语言等等。记得用没汉化的语言编程时,只能将汉字作为一种图形来处理了,而且最不方便的就是系统是在DOS环境平台上运行的。系统命令是要打DOS命令的,远远没现在这样的人机环境,用电脑俗语来说,就是人机界面极不友好,不过与电脑刚发明初期的人机对话或人机界面相比,其实已经是“非常友好”、“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那时必须是用穿孔带来输入信息的!在这样的软件环境下,只有使用数据库语言c-DBASE最方便了,但DBASE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

      尽管如此,但对一般单位来说已经是新生事物了!有时候,公司领导以及科室与基层来的人也会来看看,说,你写的东西怎就像天书一样啊?!看不懂,是啊,没学过计算机并不懂其怎样运行的人,怎会看得懂程序意思呢。就是学过计算机的人看哪怕是简单的程序也要花时间和精力的。

      从85年底开始搞计算机工作到我被调到公司基层去工作为止,我记得边干边学边琢磨,当时也有了点成绩,尽管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记得当时开发了几个应用:

      解决了几十个油坦克(即公司分布于整个宁波地区的汽柴油罐的标尺问题,每个罐子可储存十几吨燃油,那时对节油比较重视,一般驾驶员搞得好是有相当可观的节油奖的,而公司的油料储存罐的剩油只能“毛估估”,最多用标尺量下油面高度,由于油罐截面是椭圆形的,而且两头还是球体的一部分,所以存油的计算与实际存油误差非常大,加之每个油罐的实际尺寸不尽相同,用简单的标尺量油面高度来估计存油量,根本就是“毛估估”了。我当时为机务科编了个程序(用到了微积分的计算与插值法等),以及数据输入与输出和打印程序),只要输入该编号的油罐相关尺寸实据,立马可以打印出一张厘米高度下的存油量表。机务科感到很好用而且据实际使用精度很高很方便。对油料精确管理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记得是为干部定期测评的电子化管理程序,好像其他分公司还来取经学习过;当然还有少不了发工资了,这是当时电脑应用的“必修”项目,可笑吧?再者就是记得对财务数据进行电脑的初步财务分析与趋势预测,对当时经理室的企业管理上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数据。

      在此期间,我还在那时的“《计算机技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数据库语言的函数在编程中的使用技巧》、《DBASE-3的打印程序中巧用回车符》和《DBASE与BASIC语言中的数据共享》,在后来的评职称上派上了用处。

      回想那几年的计算机应用、学习、工作,其实与计算机硬件的接触与使用的收获倒是其次,最使我以后工作受益的是,通过对程序编制的实际动手与同时的理论学习与训练,使得对程序编制中的模块化、标准化、子程序调用共享、接口和传递代码的标准化统一化和调用共享方法以及冗余项技术有了一定的理解与发散思维;对程序的编制方式如自顶向下,自下向上的方式方法有很大的掌握。从而对以后从事其他技术工作于技术管理工作积累了借鉴经验与特有的逻辑方式。比如:对质量体系管理中的流程文件(或程序文件)编制和制订的方法、审核,有极大的类似性。通过对电脑程序的测试的学习和编制实践,对以后在其他领域如医疗器械设计检测中的取样、检测、数理统计方面都有借鉴,以及对自己以后在工作中需要接触并设计的电脑用于实时控制上的应用,等等,以至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上,受益匪浅。

      88年7月,由于工作的变动,离开了计算机室,离开科室到基层去工作了,但这段艰苦(主要是脑力上)而有趣的程序员工作,按现在的说法是“高科技工作”,与东北支边插队生活一样,永铭脑海,因为作为一个“老三届”知青,我曾有幸的挤进参与了我国的第一次计算机普及使用浪潮之中。

                                         2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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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版,吉无版主,俺这等于是在写自传了,哈哈哈哈

 

燕子,你也当过老师?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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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忆:执掌宁波汽车改装厂的日子

 

      1988年7月,我从宁波市长运公司行政办公室的微机室程序员位上,奉调到了宁波长运公司下属宁波汽车挂车厂,开始被任命为技术副厂长,四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厂长。工厂地点在原宁波洗衣机总厂不到一点,鄞奉路段塘的那个加油站后面(厂大门出口在那加油站边上),记得是鄞奉路119号,紧靠奉化江畔。员工当时在编184人。至此,由19年前的1969年4月26号上午、一个第二天就将要去黑龙江支边而父亲还在被隔离审查的“牛鬼蛇神”子女、支边前欲想去长运公司南站与被关的父亲作一告别而遇到种种刁难屈辱而差点与南站造反派拼命的青年学生,成为了父母单位一个中层正职、下属十几个基层单位之一的一个一把手(与当时父亲所在的汽车南站同级别)。当时我曾仰天长叹:老天啊!世事实在是难以预料,几经折腾才十八年,就天翻地覆河东河西了(河东河西还得三十年呢),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吧?!这经历真的和我开了个玩笑。但接下来的责任使我容不得概叹多少日子,真正的考验来了。

      当时,该厂有四块业务:二汽(东风)宁波服务站、汽车修理(从走合保养到大修,主要以货车为主)、汽车改装(主要改装十吨半挂车,兼顾一些特种车如水泥散装车、集装箱车等)、原厂汽车配件销售(本来在海曙有一家,后我在宁波市区又开设了二家汽配门市部,布局分别是宁波市区老三区中,江北、江东、海曙三个区各一个)。该厂是既有产品,又有服务,也有修理(汽车修理其实也属于服务)。

      当时正值我国刚刚向市场经济转型起步期,企业管理上在企业(国企)中开始实行所谓的“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涉及资金钱这块,由厂长经理一支笔,在生产经营上也是基本由厂长经理负责,书记管思想教育、企业路线发展方向等。现在看来很奇怪,但那时算是已经开放的没边了!而在经济领域国家实行的是双规制,即既有计划经济的所谓国家“计划”这块,又有市场经济的“市场”那一块,所以如落实到汽车以及所需零部件材料上讲,既有国家计划价,又有市场价,双价并行,很特殊。

      在这四块业务中,汽车改装是属于“产品”性质的,而其余三块其实是属于服务性质的。一辆改装车出厂,需要有原本的牵引车底盘的证件外(如发动机号、底盘号、车架号,另时牌照等以外,还需这型号的改装车的型号规格与生产厂名必须同时进入公安部、交通部的“汽车准许改装名录”,我们俗称“天书”,只有车型与相关厂上了这“天书”的,各地车管所才能给用户上牌照。

      汽车行业里,按汽车的装配的完整程度,行业内分为四种称呼:一类底盘,二类底盘,三类底盘,四类底盘。一类底盘就是完整的整车;二类底盘就是去掉了车厢的(驾驶室还在)剩下部分;三类底盘是没有车厢没有驾驶室的车,但可以开动;四类底盘就是所谓的装箱的“散装车”了,所有零部件装箱。而当时所谓的改装十吨半挂车,简言之,就是将一类车二类车,保留驾驶室,大梁切断留一部分后,后桥前移,装上自己产的转盘后,后面用自己制造的挂车部分套上前面保留部分,就架在转盘上,组成三个“桥”,就成为一辆十吨半挂车了(拖斗又称全挂车)。当然中桥后桥的刹车电气等系统全得重新布局安装改装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交通部的计划问题,本来没被列入。交通部将车辆监理、管理权统统交给了公安部,我们那时调侃交通部为“交通交通,通通交光”。还有各地省公司开始第一次下放,各地分公司划归地方管理了。这样,原来的计划渠道需要重新理顺关系,所以遇到了省里计划问题,涉及计划牵引车头的供应指标、各种钢材的供应指标。要知道那时市场的热轧板价要3000多一吨,而计划内热轧板才800到1500元一吨!东风卡车计划内15000到18000元,而计划外达到3万以上一辆呢!拿到、多拿计划内的物资,就是赚钱了!      而计划指标涉及省交通厅计划处,交通部计划司、中国客挂车联营公司。交通部计划司当时每年开二次会:年初的计划排产会议和年末计划完成总结暨下年度计划预调会议。这两次会议是挂车改装业务的关键,但谁都知道,工作在会外。从1988年调入厂开始到1990年,通过跑、打关系,总算被列入了部、省的挂车改装生产计划里了。

      而二汽宁波服务站这块,除了原来的计划车地区服务外(免费走合保养费用由二汽出),我后来通过努力,与宁波市汽配公司与二汽销售处合作,成立了“二汽宁波销售服务公司”,由宁波市汽配公司负责经销二汽的市场价整车,由我厂负责走保与售后服务,提供原厂配件,二汽销售处担当董事长、宁波市汽配公司经理和我分别任副董事长。这样就提升了厂的在浙江与宁波市的行业内知名度,也带来了一块收入。

      而传统的汽车修理这块,当时已经开始面临个体与社会修理力量的冲击。

      在汽配销售这快,由于抓住了“原厂配件”这个牌子与宣传,加上二汽服务站的牌子,销售形势倒是还可以的,那时汽配中,原厂(分真正二汽分厂生产的、二汽联营长生产的、协作厂生产的、其他杂牌厂生产的四大类)配件,用户那时宁可价高点,也喜欢使用原厂配件。

      当时每年必须去开的会议包括:交通部计划司的二次计划排产会,省交通厅的计划排产会议,二汽服务站的二次全国二汽系统服务会议,全国汽车与配件订货会(那时行业内俗称“骡马大会”)。

      最头疼的还是职工的管理,要知道那时候是不能轻易解雇职工,生老病死全是企业包下来的,但由于实行了双规制,和社会行业对原有国企的冲击,但国企原有的人事管理又不配套,使得职工的管理受到很大影响。比如,如果此人是修理发动机的,车拆下来清洗了,但要装配那天说他病假(其实是去私人哪里揽活赚外快了),连拆下来的零件也找不到!而你不能怎样处理他,扣奖金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在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变的情况下,社会诱惑又大,人员的管理难度非常大很头疼。

      这样,在三年多时间里,基本上打开了局面,奠定了格局。而为此在宁波交通委(那时的名称)也有了点知名度。

      在1988年时,年终奖职工基本上能发到每人200元。那时职工月工资一般就三十几到五十几元。而总公司的总体效益那时候很不好,科室里好多年没发年终奖了,所以当时宁波汽车挂车厂相比较效益还算不错了,而在那个时节,全国的国企正面临改革的关键时刻。还没跨过关键时刻呢。

      一直到1992年初,由于厌倦了国企的体制与种种发展瓶颈,就多次打报告要求调出,还放弃了调到宁波海运公司船厂当厂长的机会,找了家合资企业当技术副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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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回忆:一次搞笑的签字仪式
      1998年某天,我曾冒充大连旅顺口区某企业上海分公司老总,稀里糊涂的参加了一次签字仪式。
      记得那是1998年秋,在江东鄞县县委会堂?(具体地点名称说不准确了反正就江东原鄞县县委处)举行了一次签字与庆祝仪式,记得是庆祝鄞县与大连市旅顺口区结成友好合作对子。两区域签署结成友好合作区域暨双方部分企业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一并举行。会上有横幅,大书:“宁波市鄞县与大连市旅顺口区结成友好合作区暨两地企业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出席仪式的市区县领导就记得有宁波市张蔚文市长出席,双方区县主要领导及各方签字企业代表若干。有各方电视台与媒体采访。
      事先,我受朋友委托,说他朋友企业是大连某国营公司驻上海公司老总,好像记得是生产饲料的大型企业,与鄞县有长期的商业往来,这次签字仪式是政治任务,但他实在没空抽出来宁波,所以要他找个合适的、能应付场面、又见过点世面不会出洋相的人代替他签字,反正是合作协议不是合同没关系的,就装装样子而已,双方领导又不认识的,我一听非常紧张,那时人也单纯,想这事怎也可以的啊?我又不熟悉那过程!朋友说没关系,我先对你培训一下就行,你签完,仪式结束就走掉好了,帮帮忙!
      实在推脱不过,就勉强答应了,接下来他对我简单的“培训”了一下,首先要背熟我代替签字人的姓名、职务、单位名!这是千万容不得出错的!并用水笔练习签字,千万到时候别签了你自己名字哦!朋友叮嘱说。
      其次他说了仪式过程:事先坐在前排,领导开场白讲话后,签字仪式开始,先双方区领导代表签结成友好对子协议,接下来主持会议者叫到企业名就上去,双方共有二十来个单位也就十来对吧,上去先必须与相应对方代表握手,然后签字,签的时候左右各有一张台子,我是客方企业代表,在下面看是须坐左边那张签字桌的,那签字本以及要签的地方到时候会有专人负责会给我放好、指出的,我照签就是,每签完一字,那人会带着白手套用吸墨器吸一下,我说,我的妈啊!是否就像电影里或新闻里中外代表签字那架势啊?他说是的。
      然后,签完后就站起来和对方那人握手、交换签字、再握手,握手与交换签字本时要顾到亮相动作,就是照顾到电视台与媒体的照相录像角度,脸要带点笑容!不能给代表的企业坍台了!接下来就交给边上的人好了,并按次序走到后排站着,等所有对子单位签完字后,会撤掉签字桌,站成一排,然后双方区域主要官员分别手拿一杯红酒与我们轮流碰杯庆祝,会有人将红酒递给我们的,这样仪式基本结束。接下来就是宴会了。这样算是完成任务了。拜托了!!那天最好穿件好点的西装并带上领带,没好的我借给你。。。。帮帮忙,我难道没西装领带?哼哼!
      我就这样练习了一阵子,第二天就和那朋友去了那会场,演出开始了。       
    那天大礼堂里挤满了人。还有各方媒体,虽没有很大场面但也有不少长枪短炮。心里不禁一阵子紧张,毕竟是冒充的哦!后来喝了点水,慢慢就平静下来了,心里对自己签字的名和单位默默的背了一遍。
      领导在上面讲了点啥我一点没注意,因为我看到了主席台上坐着当时的张蔚文市长!
接着签字仪式开始了,人们鱼贯的走上去,闪光灯开始不断的亮起来,这时边上的朋友碰了我一下,我也听到了上面司仪叫到了我和我要代表的公司,我就牙一咬走了上去,一路上对闪光灯也不予理会了,脸上笑容挤了出来,上去先与主席台上张市长方向点了下头表示敬意,看到张蔚文也礼貌的朝我点了下头,哈哈!按照司仪的领路,按程序走,握手(那人丝毫不惊奇于怎不认识我这个合作对象!想来是打招呼安排好了的),心里略略放下了心,就按部就班的坐在那桌子上,开始签字,原来有三本,每本需要签几个地方,我就装着那老总,像煞有嘎事一样的一个个签下去,每次边上那个人果然用吸墨器来滚动一下,然后他给翻到下一处签字地方,接着这过程。我记得我签的字反正很潦草,只要字不写错就是了。一切正常。伴随着闪光灯与电视转播摄像机的扫射,字总算签完了。舒了口气站了起来,对方还没签完呢。
      接着,握手,交换签字本,差点忘了还得握一次手(旁边人小声的提醒我),好在我也立马想起了,到这里为止没出啥洋相。站到了签过字的人那排公司队伍上,面朝台下。
      总算等到了所有签字全部胜利完成,撤台,边上早就倒好了一杯杯红酒,果然按程序领导来碰杯了!宁波官员与我们碰杯,大连官员与宁波公司碰杯。前面就碰一下过去了,根本没说话,要命的是和我碰杯时,险情出现了!
      这时候,张蔚文市长手举酒杯走到我面前,用上海话问我,“x总,侬是上海公司的”?大概在宣布签字公司名时他注意到了是大连上海分公司,再看我不像是东北人像个南方人吧(他怎样也想不到是下面有人忽悠他了吧?),所以在轮到我碰杯时这样问我,我回答,是的张市长我是上海公司的。他听我这样一说笑了说,侬是上海宁(人)啊?我说是额,我不禁紧张起来,我这蹩脚的上海话多说几句是要出洋相的啊!他又说,谢谢你们公司和宁波的合作,宁波是个大有发展的城市呢!等会吃饭我们聊!我赶忙说,好的张市长!就这样算是暂时蒙过去了,边上的闪光灯与电视台摄像机当然的对我这处特别照顾,但我生生出了身冷汗!
      下面的事我还没缓过神来,桌子,台子开始全撤了,原来庆祝宴会就在签字的厅举行。
    这时候,我眼睛的余光瞄到朋友从远处给我打了下示意,表示可以撤退了,我赶紧瞄了眼张蔚文,大声的问边上人,洗手间在那里?就装作去卫生间溜了出来,走到外面才长长的舒了口气,任务总算完成了。开溜!管它吃饭时怎样呢,找不到人肯定别人会说,此老总有急事走了,市长即使要找我说话也没办法了。
      这样的事会发生,说明了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社会环境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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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忆一次特殊的临床试用:抢救浙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那是1993年,地点:浙江医科大学附一医院(现在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一医院,以下简称浙一),对象:当时的浙江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其病情简言之为重症肝炎加药物过量(有药物中毒的症状),浑身呈黄黑色状,应为重症肝炎(部分肝硬化或叫纤维化)很可能要引发多脏器衰竭,从而危及生命。

     那时,我公司在我主导下正好刚开发了一种临床器械:床边血液净化装置(血浆置换与血液灌流装置),当时装配了二台试验机器,其中一台没全完,一台已经送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做临床试验。但那机器当时主要是针对免疫系统疾病的。

     当时浙一医院的朱教授打来紧急电话询问我公司开发的该装置有没有装配合格现成的?说有紧急任务,一位公安厅官员急需进行血浆置换与活性碳血液灌流治疗,病情危急。

     这种机器当时在浙江省所有医院还一台都没有,而且也没正式开始这种治疗。那时国内只有日本公司的产品在全国内医院一共只有三台(价格昂贵!),本来是主要针对免疫系统疾病的,如格林巴氏综合症、重症肌无力、红斑狼疮的缓解、多发性骨髓瘤等等。我公司那时开发此种机器的目的是为了替代日本机器,由于某些配套需要的耗材我公司已经在生产了,所以设想希望在我国医院能普及这些治疗。因为对某些病来说,至今没其他能迅速缓解的好办法。

     由于不能延误,否则病人有生命危险,当即决定,马上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拉回那台试验机器,第二天下午就上临床。公安厅一听回话有门,主动派了一辆小车来宁波接我,直接去上海拉机器,一方面我公司准备好需要的耗材比如:中空纤维血浆分离器,活性碳全血灌流器等,还有相应的管路与穿刺针(当时市场上还无专用血浆置换管路,必须用几副一般的血透管路现场进行拼接,风险较大(因为不可能做到无菌状态操作,有感染的风险)。

     我当时怀着不安的心情,那天连夜上了公安厅派来的小车,直奔上海去拉回那台不成熟的机器,九十年代初浙江的交通远没现在方便,也没高速公路,开车接我的是公安厅的一个秘书,那秘书一路上问了我很多该临床治疗方面的知识和需要的耗材,而且告诉我要抢救治疗的就是他的直接领导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我听了倒吸了口冷气!

     到上海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到医院门口,吃了点他带的东西,就在车上猫了几个小时,等医院门一开就取机器(事先已经联系好了),立马返回杭州浙一医院。

     这时公司派来做我帮手的人已经等在医院,卸下机器,顾不得肚子和睡眠了,那两位主任---当时的浙一传染科主任李兰娟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了)与血液净化中心主任朱宗教授已等在哪里,对我是千叮嘱万叮嘱,说机器千万不能出洋相啊!要保证绝对可靠!了解了机器的基本情况后,去做治疗的准备了。那天上午我一遍遍的检查,一遍遍的测试操作调整,而且还做了点备品准备以及与浙一医院血液净化中心的工程师一起商量了万一机器出现问题的应急措施。由于这机器实在是处于开发阶段,所以我始终心里是没绝对把握!

     朱教授本来就了解我们开发的这机器,接着看着我演示了一遍机器的功能后,给我介绍了病人下午的治疗方案:先做穿刺和血浆置换,置换新鲜血浆3000cc,接着进行活性炭全血灌流2小时。我明白其目的是清除病人体内的过高胆红素(黄疸)以及其他致病因子和氨基酸等,连带去掉一些内毒素和小分子毒物包括体内过量的药物,不至于引发药物中毒,补充白蛋白,使得还没坏死的肝细胞得以减轻负担(肝脏细胞有个特性,有很强的再生功能而不像肺和肾细胞那样无法再生)。防止肝性脑病的发生,再配以药物治疗,就有康复的可能。

     为此,必须从病人颈静脉处切开与穿刺建立体外血液通路。在整个过程中,使用瑞典产的和我公司产的备用血泵各一台。以备故障后应急处理。

      朱教授对此安排问我有无意见,有啥其他好建议没有?我去医院做临床试验那并非是我第一次,但是这样的阵势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第一次听到大教授的如此诚恳的关心我厂家意见的一次!说明这事情当时其实是到了别无他法的地步了。

     由于到那时为止,肝病传统的还是药物治疗,很多医院肝病科医生对使用物理方法还能治疗抢救重症肝病一无所知。所以对血液净化的机器、所用耗材、操作使用与注意事项根本是外行,故这次治疗就由浙一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担当主要方了,传染科与负责肝病药物方面等配合。但想不到这种治疗后来由浙一传染科李兰娟教授后来发展成一种对重症肝病的治疗支持模式---人工肝脏支持疗法,而用于此种疗法的机器与一系列主要耗材被叫做人工肝脏支持系统,那是后话了。

     话说第二天上午检查机器,下午就开始正式工作了。我也换上医生的白大褂,机器事先已经被推入治疗病房并由护士消了毒。但等我穿上白大褂带上口罩,洗手消毒带上一次性乳胶手套后进入一看,还是禁不住捏了把汗!

      只见在一个中等大小的治疗室内,有一层玻璃与外间隔开,外间已经站了不少人,有穿警服的有不穿警服的,厅长几个家属也在。这时那厅长秘书也穿好白大褂进来了,看到我就问:没问题吧?我只能点点头说,没问题放心吧!但其实我根本不放心呢!心里不禁闪过一个可笑的念头:如果由于机器可靠性出了问题,我会不会立马被拉出去毙了啊?

      这时候,我站到机器后边上,那传染科主任看到我点了下头算是招呼了,带着大口罩也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气氛很严肃。

      治疗由主要负责操作的陈主任这时向我发布开机预热命令,我就开了机,开始观察了一下机器的各项参数。这时病人被推了进来,床直接推到了机器边上。在正式开始前,传染科与血液净化中心的医生分别又对厅长病人做了下检查。就开始在其颈部血管进行造瘘,建立血液体外循环通路,这步进行了差不多半小时,就是在颈部血管开个小口,插进双向穿刺针并相对固定,并可适当的时间内留在那里,可以重复接上移除体外管路。我想造瘘是准备这种治疗要进行多次了,直到病人脱离危险为止。

      我观察了一下,病人脸部蜡黄呈黑呼呼颜色,看来是黄疸不轻。几个手续推车被推倒了床前,3000毫升新鲜血浆也被化好了在温水里保温着,这是由于病人很虚弱了,大剂量冷血浆在三小时中连续替换将严重影响病人的体温,病人吃不消。

      接下来这些过程,其实没超出我以前做过的临床病例所遇到的情况,只是这病人身份不同而且这架势不一般而已,事先已经拼接好了血浆置换管路,建立体外循环后必须做两件事:1.用二千毫升生理盐水对回路进行冲洗。2.然后对血浆分离器和管路回路进行抗凝处理---使用掺有抗凝剂(肝素)的盐水进行冲洗处理。这两步骤就开始使用机器上的血泵了,以防在几小时的血液连续体外循环中血液凝血,但我对这台机器的可靠性,始终悬着一颗心!3.接着开始病人血液体外循环的建立。在整个三小时里,我定期的察看机器的运转情况,还与操作治疗的医生护士简单的交流着配合着,逐步加大血液流率直至到正常的工作流量。在流率稳定后,开动分离泵开始连续血浆分离,而这担负连续血浆核心分离职能的器件就是我公司生产的“中空纤维血浆分离器”。由于这次做的模式是“一次置换”,被连续置换出的病人的血浆全部丢弃而代之以新鲜健康血浆,所以在一盐水架上已经保温的一袋袋血浆连续不断的注入管路回血端进入病人体内,而且必须与丢弃的血浆保持严格的量同步,以保持病人体内的体液平衡,这是由机器自动平衡的。同时输入补充适量的白蛋白。机器在回血回路装有高灵敏度超声波气泡检测装置以防止进行人体引起血管与心脏的栓塞。同时,病人生命监护体系也开始运转监控着病人各种生命体征。整个过程总算还顺利,只是在穿刺与新鲜血浆输入时出了点意外,病人一度心率下降,幸亏在作适当临床处理后恢复了正常范围得以继续治疗进程。在整个过程中还连续不断的用机器上的肝素泵为病人注射小剂量抗凝剂—肝素钠。

     我不时的小声与操作医生与护士交流配合着,又不敢怠慢的不时瞟着机器的显示数据与运转情况唯恐出现异常,这时更本就忘了时间的流淌。

     在3000毫升血浆置换完毕后,进行了器件置换,将血浆分离器撤出而换成了活性碳吸附治疗,事先已经按程序将血液灌流器进行了冲洗与器件肝素化,所以在稍作停顿更换器件后治疗继续。

     当然,期间医生不时的询问病人的直观感觉以及观察体征监护仪器。

     期间我也问了两次厅长病人:感觉如何?他微弱而清晰的回答我:没啥异样感觉,很好,谢谢。边上有人给他介绍这就是这机器与耗材公司来的技术副总负责技术开发的,他看了我一眼清晰的说了句:谢谢你!

     到可此时,我从前晚出发到上海就开始悬着的心,慢慢放松了下来。

     这时候,一直在边上指挥的那两位科主任出去与那隔壁观看的家属与厅里干警解释了病人的感觉与进展,明显看出大家舒了口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治疗快接近了尾声了,这台机器与相应的耗材也真争气!不出我所料,厅长的脸色比进来时好了许多(这是由于大量含有胆红素的有毒血浆被健康的新鲜血浆所代替之故),而且接着又进行了全血活性碳灌流吸附以清除特定药物与部分内毒素和其他代谢毒素。当医生问他现在感觉时,他回答,明显全身轻松了许多。我明显看出医生与主任感到放心了,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这时主任拿起了其中一瓶准备丢弃的被置换出来的,装在空盐水瓶中的病人血浆,呈暗黑色(健康人的血浆应该是淡黄色,很清晰),拿到病人眼前给他观看,确实,那是非常“脏”的血浆!

     总算治疗顺利接近结束了。最后一步:将回路和器件之中的病人血液用生理盐水“压”回病人体内,这时我按医生的指令手动操作血泵慢速运行,等回路中的残余血液缓缓压回病人体内后,护士开始撤掉所有的外接回路,病人作了必要的临床处理,盖上了那留置在病人颈部的双腔穿刺针屁股上的密封盖子。这时候,我才注意到,那厅长秘书一直站在我后面观察。这时他也开始放松起来。我们出去换衣、洗手,出去抽烟。

     后来,又连续的做了几次那样的治疗同时配以合适的药物治疗,厅长病人总于脱离了危险期。

     此事,后来成为公司老板在宁波科委、医院等有些场合和有些会议上进行吹嘘的话题。此机器后被评为宁波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那血浆分离器被评为了国家医药局(就是现在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身)科技进步二等奖。

     但从此,由这一次治疗开始,引发了我国所谓的针对重症肝病的“人工肝脏治疗支持系统”这一新临床概念的发展并被行业内所推广。其实就是这样在那次治疗后从血液净化中的血浆置换治疗引申到传染科后开始的。我国这模式这样由李兰娟教授所“创造”!她以后成了我国人工肝支持系统疗法的所谓“鼻祖”,同时在我公司的配合下浙一医院又开展了不少生物人工肝支持的研究和实践,浙一医院与三军大西南医院、北京佑安医院等成了中国在人工肝脏支持系统治疗中的权威的三足鼎立的一足,她后来被评选为了我国的工程院院士,那是后话了。

     在我后来的二十多年的医疗器械临床实践中,此次临床最为特别,所以记忆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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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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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回忆:俺曾参加了宁波市第一次干部公开选拔试验“双推双考”

 

      记得在1993年那时,俺曾经参加了宁波市第一次所谓的“双推双考”,就是组织推荐与个人自荐,理论文化考试与面试相结合的所谓“新形式”的干部公开招聘“试验”。

      当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消息,条件是:在党政机关科级干部以下、企事业单位党政副职以上、中级职称以上(含中级),就可报名应聘,无需单位同意,而且希望有尽可能多符合条件的人报名,支持宁波市这一干部“公开选拔”的“大胆创新尝试”,择优录取。那次宁波市推出了十来个名额,涵盖了从人大、市委、市政府一直到几个局的局级副职岗位。通过笔试的如果在下一程序被淘汰的,一律将进入组织部干部后备库云云。

      当时俺在海曙区所属一个合资企业当副总,虽然不相信这样的招聘没内定,但想,何不去试试?这也是衡量证明一下自我价值的一个机会,重在参与嘛,进不进得去那是不重要的,哪怕我能走出几步,也是一种证明,所以就想去试试,看看俺能走多远,而且也是一种实际证明我支持政府的工作啊!往俗了说,捧捧场嘛!而且报名时单位无需介绍信之类的文件。但后来了解的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天真了。

      由于我所学的专业与工作多年的实际情况,我报名的岗位选取了宁波市电子仪表局副局长职位,本次招聘名额:1名.

      那次双推双考的步骤程序,根据公开报道与宣传的内容为:1.报名 2.资格审查 3.笔试(文化、知识面、政策方针理论掌握、改革开放观念、管理理念、在宁波本招聘岗位职位范围怎样发展的策略等) 4.政审与调查  5.本单位的座谈意见  6.面试  7.公示  8.试用  9.转正。以上每一步肯定要淘汰一些的。

      结果报名后的资格审查很快通过了,由于是无需单位介绍信,所以到此时公司是不知道的。接下来是通知笔试考试了。在接到面试通知那天(是寄给个人的,所以公司还是不知道的),俺去了趟市委某部门的知青朋友那里,拿了点参考与学习资料来,那个当领导干部的知青朋友很鼓励的说:重在参与嘛,俺大力支持你能参与!其实后来想想,他是否在暗示俺些啥呢?

      考试利用某星期天在宁波一中进行,人很多,有些热门的岗位招聘二、三个名额,但由于报考的人特别多,都占了好几个教室,自从1969年4月支边插队去黑龙江起,过去了14个年头,俺那天重新坐在了母校的教室里参加了这次特殊的考试,心中不免百感交集。

      但当时也容不得俺多思多想,记得在教室外遇到了住同一楼上的一位邻居,正巧了,住我楼上的这位是宁波少体校一位副校长,他报了宁波体委副主任岗位,他很谦虚的说,受学校主要领导的动员,来参与参与,其实后来他是如愿以尝的,后来才知道是教育局、组织部事先内定好的二个人之一。

      每个岗位(相同岗位比如同一机构招聘二名副职就归到一个教室)应聘的笔试人员在一个教室(但人太多分开两个教室也有),我进去坐定后一看,应聘电子仪表局那一名副局长岗位的,一共参加笔试的约有二十六七个左右,男多女少,一人坐一桌,正好一个教室。

      当时试卷的其他题目已经记不得了,前面那些题目俺做的很快,但最后一个题目(论述题),也是重点得分的题目,记得很清楚:长江三峡工程已经上马了,宁波市在那样大的举世无双的项目中,如何才能发挥自己优势,扬长避短,与其他地区竞争,争取到我们的份额?请谈谈你应聘的岗位与所在的委、办、局,应该怎样围绕这中心任务去规划发展,以争取、实施落实这任务?俺记得当时抓耳挠腮、苦思冥想了好一阵子,硬着头皮写呗,尽量站得高点(以前哪有站在那样高度看问题?也根本没去想过这样的问题!),提出点自己认为的新的点子,避免宁波时当时的短处(当时俺以为的短处,比如重化工业落后啦,没能源啦,高级人才缺少啦等等),着眼点轻工、纺织,当时的家电,日用品制造,甚至人的思想开放程度等等等等优势,来考虑问题,特别是北仑大港口的优势,沿海开放优势,商品经济市场的优势,结合资源优化配置等乱写一气!谈到相应局的作为,俺想,如果是该局中层干部,来回答这问题就有优势了,难道这是为他们准备的专用考题?后来果然如此!本局中层怕是早就知道这题目了,早准备好了的!

      反正,当时在试卷上胡乱发挥了一通,真是翻江倒海,搜肠括肚,一直做到考试时间到,头昏眼花的走出了这考场。

      过了些时间,有结果了,是市组织部通过海曙区组织部电话直接打到单位通知个人的,成绩是保密的,但有十三个人通过了电子仪表局副局长招聘的笔试(后来好像报上也登了),俺居然还在其中!

      接下来,是上面的事了,外查内调,俺是海曙区的单位,就由海曙区组织部派人调查,这时,公司才知道了俺去报名的事,老板虎着脸跟俺说,这是好事(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认为好事!),怎事先也不对我说一下呢?!俺只能回答,俺只是去看看,拎拎自己斤两而已,根本不可能的!怕羊肉没吃羊骚煞臭啊,不好意思!后来,大概海曙区组织部人来调查了,他们认为不管怎样,海曙区多一些人能入围市里这次大张旗鼓宣传的“人事改革试验”,也是海曙区有面子吧?所以老板听了这类似的话,也就不说啥了。不过他心里不开心是明摆的。俺那时想,这还真是羊肉没吃,这羊骚开始臭出来了!

      硬着头皮硬挺吧!这时,听说报俺这岗位的通过内查外调又被卡掉了几个,还剩下九个,俺还在!终于等来了组织部到俺公司开座谈会这一步了,本人是要回避的,好在企业里搞人事的是个老同志,原来江东区人事局离休的老干部,平时蛮谈得来的,由他召集了单位一些人,据说当时单位里对俺的评价还行。上边回去后,过段时间接到通知就剩下六个入围面试了,果然,区组织部用电话和书面双重通知了俺,还剩下六个,俺居然还在!!

      接下来一步就是面试了,海曙区组织部要我准备一下别马虎了,因为面试时,当时的宁波市常务副市长是主试官。但这时俺已经对其反不抱希望了,兴趣也淡了,因为知道肯定是陪绑的,那时已经开始有风言风语的传出来了,说原来的电子仪表局一个女同志(名字早忘了),是局里下边一个部门负责人,当时主要在北仑开发区负责啥工作的,这次内定的副局长就是她!面试安排是几号到几号,一共六个人,海曙区组织部讲这两天最好别离开宁波,但不巧,俺正好要出差湖北宜昌,去宜昌人民医院做临床!俺那次如果不去还真不行。

      就只能临时向组织部门请假,等俺风尘朴朴的出差回来,就只剩下俺一人没面试了,赶紧联系上面安排面试,那天俺去了宁波市劳动路市政府招待所,进门才知是市里领导在开啥会,就等了二小时,终于来叫俺了,俺心里打鼓,进门一看那架势,正面坐着那常务副市长(因为电视上常看见过的),左右两边是几个委办一把手与市委组织部的人,对面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有笔和纸,这位子看来是俺坐了,刚坐下,服务员给倒了杯茶过来。

      那副市长笑眯眯的就发话开口了,叫了我名字,后边还带了个“工程师”的后缀,说我们今天对你进行面试,你报的是电子仪表局副局长对吧?首先我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你表示感谢,祝贺你过了前面几关,不容易啊!不管怎样,参与了就是对市里的这次干部选拔形式与改革、“双推双考”的支持。下面你听了问题,可以记下来,可以思考十分钟再回答。俺一听,觉得他话是没错,但这口气已经是明罢的没戏了,心里明白这些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形式而已。不禁脑子里开始天马行空的乱想起来。

      接下来,他看着一张纸,副市长估计是在挑题目,等他抬起头来,将俺思想又拉回到了现实中。。。。(略)。。。。

      那天从里面出来,俺长出了口气,心里一点没感到有啥后悔与懊恼,本来就是没希望的嘛,已经走的够远了。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二个问题是:请谈谈你对发展宁波市电子仪表工业的大思路是怎样的?你怎样与班子成员抱成团,怎样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避免克服不利因素,去超越将来的工作所带来的挑战?等等之类问题。其他问题全忘记了。

      后来果然,公布最后胜出名单时,就是电子仪表局那个女的胜出!报纸上公布并公示了。

      一次看似完备的宁波市首次局级干部公开选拔改革“双推双考”,在公开报名到招聘中竞争胜出到录取,圆满完成既定目标。落下了帷幕。

      而前边提到的俺家楼上那位,如愿以偿的进入了市体委当他的副主任去了,不过也许没这次他照样会上去当的!不过我也同样那天上楼对他去祝贺了一番。

      俺后来想,也好啊,本来就是看能走多远嘛,其实那次俺是走到了俺可能走到的最靠近那“局座”办公室的门口了,这很欣慰。以后俺可以理直气壮的对孩子说,老爸不是没努力过,不是没。。。。而是。。,对吧?亲爱的孩子,你懂的啊!

      不过,只是这羊肉没吃羊骚煞臭这滋味,以前可怎也没想到会应到自己身上,1993年那次我可是真的尝到了这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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